蔡蓓蓓|插图

7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2016年度第2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但是，高校去行政化也并不是简单地退失事业编制，减少几个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就一挥而就了。更加关键的，高校聚集了大量优秀的行政人员和党团组织人材，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后，高校行政人员的提升通道在哪里？高校的校长还有副部级吗？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已6年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时间教育改革和发展计划纲领（2010—2020年）》（下称“纲领”）公布。这份纲领指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偏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这是中央文件第1次提出高校将取消“行政级别”。就此，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序幕被拉开。

虽然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早在6年前就已提出，更有南方科技大学作为改革先锋，但现状却难言乐观。6年间，高校“去行政化”的讨论1次次地在社会上掀起讨论热潮。有同意者，也有反对者，更有旁观者，乃至还有些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高校不可能取消行政化”，“争辩也是白谈，不如不争辩”。

“我认为这是1种过于消极的观点。高校去行政化是众所期待的1项改革，它意味着在学术领域推动教授治校，教师群体将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意味着学校在资源配置时将更多地向教学、科研第1线的教师倾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高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取消内部的行政管理，而是要摆正行政权利与学术权利的关系，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二者不能错位，更不能越位。

高校职称评审体现“教授治校”

去行政化，1直是高教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高校去行政化，谈了很多年，给人的感觉是：只听声响，消息不大。其实不尽然，最近几年来，高校职称评审已然成为去行政化改革的1抹亮色。

对高校来讲，职称评审1直是人事管理的1个敏感点，也是去行政化改革中的痛点。1般而言，高校教师评职称要过3关，从讲师到教授，都要面临3关的考验，越到后面门坎越高，不是到了规定的年限就可以轻松“进步”。

第1关是论文课题关。这1关体现的是硬实力。许多高校要请教师要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1定数量的论文，1些高校还要求有主持部级课题的经历。第2关是院系关。职称评审中，由各院系自己调和，今年推谁或不推谁。此环节院系领导的作用非常大。第3关是评审委员会。许多时候，评谁不评谁，并不是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能够决定的，能够跑完最后1千米，常常是背后的导师、门派和院系之间的博弈。

“其实对年轻教师而言，评职称拼的不但是发论文、找项目等硬条件，也触及不同院系之间的学科平衡、利益博弈，和其他1些考量。”杨宏山说。

就是这样1个难点痛点，在北京的1些高校已有大的突破。以人大为例，最近几年来，该校职称评审的运作方式已产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由原来的评审委员会定生死，改成由“教授会”投票来1锤定音。

据记者了解，每一年的职称评审，人大教师评聘委员会都会给每一个学院下达1定数量的副教授和教授推荐人选指标。符合评审条件的教师提出申请，首先由各个学院召开“教授会”，申请人现场进行述职和答辩，全部教授投票产生初选名单，然后，提交各学院教师评聘委员会审议并肯定上报学校的推荐人选。如果当年只有1个指标，“教授会”投票排名第1的就上报给学院的教师职称评聘委员会；如果有两个指标，排名前两名的就报上去。学院的教师职称评聘委员会，主要是核准教授会的投票结果，审核所报的材料是不是有假。

“由于学院教师评聘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教授，也参加了‘教授会’的投票，实际上更多的是走1个法定化的程序，经这个机构审核1下，再报到学校。在职称评审进程中，引入‘教授会’制度，明显扩大了教授群体的发言权。”杨宏山说。

不只是人大，北京大学、清华等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审，大都采取了“教授会”投票的方式。这类职称评定，相比10年前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过去常见的领导1言9鼎、拼关系胜过拼实力的现象已大为减少。这是高校去行政化的1个重大进步。不但教授的发言权在加大，而且教授组建科研队伍的能力也会增强，“由于教授可以组织1些年轻教师1起做科研攻关，这类由知名学者、科研精英领衔的团队建设，与以往那种以行政权利、行政资源为导向的团队整合是两回事。”杨宏山说。

但是，记者了解，在北京还有1些高校，在职称评审方面行政化迹象仍然很明显。1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师告知记者，他所知道的北京1所高校的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1半都是行政领导，包括校领导和人事处的领导、科研处的领导等等。

　　改革方向是取消行政级别，但进程漫长

其实，高校取消行政级别不但在纲领中有所体现，108届3中全会也提出，逐渐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这是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刚性要求。某种程度上，高校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对走职称线路的教师影响不大，直接受影响的是大学的校长和相干的行政人员。

在我国，高校是有行政级别的，北京大学、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常务副校长是正局级，副校长是副局级，高校1些行政部门的领导和2级分院的院长是处级。

教育部网站显示目前教育部直属高校共有75所。知情人士告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中有20多所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现实的问题是，当高校全面取消编制，高校的校长是不是还有“副部级”？

成心思的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改革校长”之称的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对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 ：“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

但是，由于目前部份高校是教育部直接收辖，很多是直接任命的干部，这些校长的副部级别难道真的要取消吗？

在杨宏山看来，是不是取消校长级别取决于组织制度的具体安排，可以依照现行制度给大学肯定1个级别，也能够没有明确的级别，制定1个弹性化的对接规则，让校长的个人职业活动，可根据个人领导力和事迹，对接体制内的不同行政级别。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则认为，在1个时期内，高校领导的级别可能还会有，他告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改革总的方向是事业单位应当淡化官本位色采，不应当有处级、局级、部级的划分，这类做法跟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对峙的。因此，改革总的方向应当是取消行政级别，我估计这个进程会比较长。”

高校行政人员的提升通道在哪里？

高校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和级别以后，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高校内部大量的行政人员前途何在？

在杨宏山看来，高校的行政人员特别是党、团组织人员范围较大，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材，其工作力度和人事配置，是其他任何组织所不能对照的，像北京的‘985’‘211’大学的行政干部、党团工作人员的范围都不小，这些人的教育背景都很好，到了处级岗位后，再往上提升的通道1下子会小很多，大学的副校长和部门领导大多从教授队伍中产生。

“这些人本身很能干的，高校也需要这方面的优秀人材，只有解决好他们的职业发展通道，才能让去行政化改革真正推动和落实下去。如作甚这1群体提供提升鼓励，这是高校去行政化面临的1个现实窘境。”杨宏山说。

记者查阅人大官网，除教学的40个院系以外，党群组织有11个，行政部门有25个。仅学校办公室，就内设秘书科、文书科、综合联系科、信息科、党务科、行政科6个科室。

另外，北京大学的行政职能部门也有31个之多，加上工会和团委，共33个。清华的行政部门和党群组织有40多个。

1般而言，“级别”在我国的干部调动和干部配置中，特别干部在不同单位之间进行调动时，是很重要的1个标尺。如果不去行政化，行政人员走的是行政级别线路，他的全部职务和职级的提升通道都会比较完善，即使在本校难以进步，调任他校或进入党政机关提升自是公道通道。但是，1旦去行政化，这些原来带有级别的行政人员，只有岗位、职务，没有了级别，他们的提升和鼓励通道在哪里？

杨宏山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建议：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可在内部提供大量的中高层经理人员岗位，在高校与其他公共部门的行政人员之间构成职业活动机制。“固然，未来采取1种甚么样的评价机制和标准体系进行对接，这需要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 实习生 邢环宇 | 北京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