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力表示，“ PPP需要法律和政策体系的保障；需要理解、了解运作机制的机构和人材；需要政府真正将社会资本作为同等的合作火伴；需要公道的鼓励机制；需要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现代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起源于英国，虽然诞生伊始备受质疑，但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步取得了世界各国的接受，如今又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而对PPP的概念，不同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释意，可谓是见仁见智。9月20日，在由21世纪经济报导举行的“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之新金融“保险资金参与PPP的机遇和挑战”闭门研讨会上，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国力坦言，自己最为认可的是亚洲开发银行对PPP的定义，即“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达成的1种合同性规定，在合同中双方本着最优原则，公道安排使用各自具有的技能、资产和财务资源，共同分担风险，分享收益，以期为公众提供最优良的服务。”
陈国力进1步解释称，“PPP是1种特殊情势的政府采购，1般经过15⑶0年长时间合同完成，相较1般政府采购更加复杂，触及设计、运营等众多环节。在项目选择上，政府需要通过物有所值评估、公然竞标的方式选择最好的合作火伴，最后由合作火伴依照政府肯定的方案推动实行。”
不过，他强调，“需要澄清的是，PPP既不1定是最好的解决政府融资的方式，也不1定是最主要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不能过于依赖。”
正因如此，政府在选择项目和合作火伴时需要划定相应的条件。对此，陈国力以备受国内外好评的北京某地铁PPP项目为例，“从中体现出成功项目的必备条件：1是政策，北京市为其专门出台了文件，明确划分发改委、交通委、京投公司等职责，从顶层设计统1认识；2是交易结构，将项目分成土建和机车运营、信号两部份，土建部份剥离出来由京投公司直接投资，而机车运营、信号等技术含量较高的部份转化为PPP项目，解决了基础设施投资普遍吸引力度不大、回报率较低的问题；3是项目公司的治理结构，项目吸引的社会资本主要是香港地铁，其具有数10年香港地铁的安全运营成熟经验，因此在项目公司中占据49%股分，而首创团体和京投公司分别为49%和2%，相应在董事安排上也是2:2:1，构成了公道的制衡结构。”
除上述3点外，陈国力认为，“该项目的成功还得益于其具有公道的收益分配机制及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通过票价机制和客流机制的奇妙设计，在社会资本的经济利益和政府的公共利益之间找到了有效平衡点，这也常常是社会资本最关心的问题之1。”
具体而言，在票价机制上，由于地铁票价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实际票价可能不能完全反应地铁线路本身的运行本钱和公道收益等财务特点，因此项目采取‘测算票价’作为肯定投资方运营收入的根据，并且建立了测算票价的调剂机制，以测算票价为基础，特许经营协议中约定了相应的票价差额补偿和收益分享机制，构建了票价风险的分担机制；在客流机制上，当客流量连续3年低于预测客流的80%，特许经营公司可以申请补偿，或放弃项目；当客流量超过预测客流时，政府分享超越预测客流量10%之内票款收入的50%、超越客流量10%以上的票款收入的60%。
总而言之，陈国力表示，“PPP需要法律和政策体系的保障；需要理解、了解运作机制的机构和人材；需要政府真正将社会资本作为同等的合作火伴；需要公道的鼓励机制；需要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