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网讯:雾霾仿佛成为北京的特着名词。“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北京，连续3天及以上能见度小于3千米的严重雾霾污染事件，共出现了18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说，这1数据意味着，在过去的1年里，北京平均每20天就有1次雾霾迷城。

但是，当全部社会都在追问为何天空不再透明，不再蓝湛时，却极少数人关注，我们的减排措施，是不是真正地落实到位？生产企业，里的治污装置又有多少在正常运转？

在3月份的两会中，李克强总理在两会上表示，2014年，预计淘汰钢铁产能2700万吨，水泥产能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煤炭小锅炉5万台；燃煤电厂脱硫改造1500万千瓦，脱硝改造1.3亿千瓦，除尘改造1.5亿千瓦，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600万辆。这为不能不戴口罩的民众勾画了清晰的好空气蓝图。

但落实远比计划难，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管上面。丁仲礼告知记者，如果每一年都能依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减排力度落实，加上前面已完成的淘汰和改造工作，国内燃煤电厂的脱硫脱硝改造只需要4年。“能否有1个落实清单，能够看到哪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真正做了些甚么，哪些还只停留在喊口号阶段，否则依然是1笔胡涂账。”丁仲礼说。

雾霾构成：内因是根本

“现在很多人问究竟是甚么缘由造成了雾霾，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由于地区间差别很大。”丁仲礼说。

雾霾的成因遭到两方面因素影响。1方面是外因，即天气条件。在静稳天气下，空气不容易产生水平活动，污染物难以分散。这1外因属于基本不可控因素。

另外一方面，雾霾构成的内因在于污染物的排放。“我们工业、交通会排放出气体物资，这些气体物资与大气中的成份结合，通过复杂的进程转化成的固体物资叫2次颗粒物。

造成重污染、重雾霾的污染颗粒物大部份不是直接排放出来的，而是2次颗粒物。” 丁仲礼说。在北京，雾霾的最主要来源是燃煤和机动车排放。

燃煤的主体有电厂、钢厂、锅炉、煤化工和居民，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是颗粒物和2氧化硫。

早前曾有媒体报导机动车对PM2.5的贡献不足4%。对此，丁仲礼指出，4%只是1次排放的比例，未包括机动车排放的气体污染物构成2次颗粒物对PM2.5的贡献。

根据北京环科院关于北京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数据，对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机动车排放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42%和32%。机动车的总量排放虽不及燃煤，但不能疏忽的事实是，机动车在城市里聚集，对局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影响颇大。

丁仲礼展现了这样1组数据，中国东部10省土地面积约92万平方千米，仅占全球0.6%，但是承载了全球7.3%的人口。年消耗煤炭约14.5亿吨，全球占比高达21%，私家车具有量约占全球的5.6%。

“东部地区的污染已超过了我们的环境容量。”丁仲礼预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私家车保有量很有可能在5年内翻1番。由此，他提出：“即使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排放也超过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

“我国的东部地区是1种复合型的污染，既有燃煤的污染，也有机动车的污染。”丁仲礼说，“特别是冬季的取暖，京津冀地区每一年的取暖就需要3000万吨煤，而燃烧以后(产生的气体)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被直接排放到大气中。”排放出的2氧化硫等气体将转化为“2次颗粒物”，其实不断构成积累，这也是冬季构成强霾天气的1个很重要的缘由。

“如果我们不大力削减污染物，雾霾必定会成为常态。”丁仲礼强调，“1方面气候条件在变化，以后北京会渐渐变得风小、气候比较湿润，将不利于污染物的分散。外因不利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内因来解决，就是大力削减污染物。”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也表示，气候是不可控的，人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本身酿成的污染。

源头减排是关键

刨除外因，控制内因是治理雾霾不可躲避的事实。丁仲礼提出：“减少雾霾的必由之路就是源头减排”。

减少能源消费总量、调剂能源结构、产业升级、“两高企业”转移、淘汰更新落后产能、治理污染，这些都是“源头减排”的方式。

但在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远未完成的情况下，上述计划落实起来显得尤其艰巨。

“我们国家还在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我们实际的城镇化率只有发达国家的55%到60%。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城镇化，人口必定会向城镇会聚。”丁仲礼说道，城镇化进程中能源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

同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丁仲礼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铁路7.97万千米，人均0.06米，而全球平均水平为0.17米，是中国的2.8倍；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占有量只有美国的4分之1，人均公路占有量还不到美国的8分之1。

“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还远没有完成，还需要大量的能源。中国如果要到达发达国家的水平，能源消耗最少还要翻1番。”丁仲礼预测。

能源结构的调剂，仿佛是1个更加缓慢的进程。“2012年煤、油、燃气在中国能源消耗所占比例到达90%以上，与1965年相比，煤油气之外能源所占比例增长只有5%左右。”

“源头减排在中国唯1的1条前途就是化石能源的绿色利用，特别是煤炭的绿色利用。”这是丁仲礼给出的答案。

丁仲礼告知记者，绿色利用的概念就是真正实现脱硫、脱硝、除尘，提高油品质量、汽车质量，还有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治理。“技术都是现成的，就是看能不能真正落实起来。”他说，“固然我们还要解决秸秆的燃烧、厨房的烟气问题，这些技术会渐渐推向市场。源头减排在技术上是做得到的。”

让治污装备运转起来

虽然化石能源的绿色利用其实不存在技术障碍，但目前污染企业的治污装置运行情况却其实不乐观。

“很多时候企业装了治污装置来应付检查，却其实不运行。”王跃思说。有数据显示，如现有装置全部运行，2氧化硫和粉尘能降落60%左右，2氧化氮降落35%左右。

“只要把这些治理污染的装置运转起来，大部份污染都可以降下来。”丁仲礼说。

王跃思表示，实际上中国现在治理污染不在于制定多少标准和政策，而在于履行和管理。“现在工厂偷排偷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脱硫脱硝装备的低效是业内的现实问题，很多环保的设施放在那里不用，乃至没有用过，这类现象不占少数。”王跃思坦陈。

“我们国家可能有50%的电厂配备了脱硝装备，但是我们有70%在运行吗？我们的钢厂可能有40%配备了脱硫脱硝装备，但基本上都没有在使用。”王跃思说，“所以实际上我们各级地方政府首先要强调的，是把现有的装备开动起来，管理起来。推动企业参入环保展会等活动，加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换与引进。”

王跃思1再强调，“技术是现成的，先把管理弄上去，监管是最难的。”他给记者算了1笔账，建1个脱硫脱硝除尘的装备可能需要1000万元，每一年运行需要300万元，但是如果工厂背法排放，每一年罚款交30万元就能够了，那谁愿意去开动装备呢？“现在的背法本钱太低，只有执法严格才行。”

王跃思告知记者，管理的问题也在影响着预警。中国现在的雾霾预警不准确，缘由是多方面的。

1方面用来计算的预警模型是靠外国的经验建立起来的，不太合适中国的现实情况。

另外一方面，即使中国有了自己的模型，预警仍然很困难，缘由出在污染源清单上。

目前的污染源清单，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如果依照不真实的污染源清单计算，即使算得准确，也难以保证预警的准确。现在的预警尚不能告知公众该怎样去保护自己，“只能预测，明天可能有霾，没有给出解决方案，这样的预，警只能说做到了1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