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在《美人行》中描写长安士女衣香鬓影、锦罗玉带，与暮春相映成辉的画面。
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大量与霓衣艳裳有关的诗文，我们从这些文字中能够1窥古人衣饰的繁复多端、亮丽纷呈。但是，当这些艳服华服在深墓中沉睡几千年后出土，早已“鹑衣百结隐年龄”，失去了它们本来璀璨绚美的样子。
但有1位大家，能让千年出土的古代衣饰重新回归雍容华贵、鲜明夺目的本质。她，就是中国文物修复大师、中国纺织考古学家。
她将泥坨糊浆，变成流光溢彩的织锦
每当有大墓文物惊世出土，王亚蓉总会出现在现场，专注地发掘，谨慎翼翼地保护着刚刚出土的珍贵的丝织衣饰，生怕它们遭到丝毫损伤。
她将沉睡几千年的丝织品，游刃有余、细致入微地从泥沙中分离、提取出来，然后再“化腐朽为奇异”，完善地将它们复织出美好绝伦的古丝绸纹路。
做这些工作，几近没有可用的高科技手段，王亚蓉仅凭1双素手来实现。
“纸寿千年，绢寿8百”，古墓中出土的丝绸，经过千年洗礼，已经是1触即碎、入水便溶。而从黏稠土层中提取几千年前的丝绸文物，难度可想而知！
手握1笔羊毫，或1把钢镊，王亚蓉从沉默的黄土层中渐渐地剥离着千年织品。
“你看，虽然那棺材密封得很紧，但是这沙土，不知怎样进去的，我们1般都用手术的镊子，眼科手术用的镊子，轻轻地剥离……”
而将千年织品还本来色，需要丰富的纺织考古经验和传统织造技艺的功底，王亚蓉410多年从事考古纺织品文物现场发掘、保护研究及鉴定工作的经验，让她能够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所有出土的织锦目标物，都需要考证地域、年代，查阅当时的纺织方法，设计出修复方案，再进行清洗、染色、刺绣、织造等复杂的复织工序。”王亚蓉说。
在对1件2600多年前的东周丝织品进行研究、复织的进程中，王亚蓉在200倍的显微镜下，仔细视察着目标物的经纬线——每厘米排列240根经线，每根线的直径只有0.1毫米！现代化装备织出的高级布料经线密度大约是每厘米100多根，而2600多年前的古人竟用手工织机做到了1厘米排列240根经线。
“这丝织品上的经纬线非常均匀，说明当时养蚕缫丝的技艺，到达了相当高的水平。”王亚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做这些工作，1定要有耐心，必须全神贯注，手、脑、眼并用。”
王亚蓉的研究，从东周的朱染双色织锦到清朝的绸缎绫罗，贯穿了中国近3000年的丝绸史。她的心里、眼中、手上，恍如织出了丝绸经纬般的中华衣饰文化的历史。
王亚蓉曾参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及3号汉墓、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北京大葆台汉墓、辽宁省叶茂台辽墓、河南省3门峡号国墓、北京老山汉墓、新疆民推318号墓、陕西扶风法门寺唐朝地宫、江西靖安东周墓葬、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等的发掘、研究和保护工作。
那些历经千年的希世珍品、吉光片羽，混杂在大块大块的泥坨糊浆当中，东周的瑰彩、西汉的斑斓、唐代的残暴、宋朝的琳琅、清朝的亮丽……经过王亚蓉的妙手回春，终究都从1块1块的泥坨糊浆，变成了流光溢彩的织锦。
师从沈从文，通才硕学、国士无双
王亚蓉之所以选择历史考古、文物修复和衣饰领域作为1生的研究方向，还要归因于年轻时的1次机缘。
上世纪60年代，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成后，在1家玩具公司担负美工，以设计玩偶为主。她每天泡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查阅各种设计资料，寻觅设计灵感。
20世纪70年代的图书馆，读者寥寥无几。在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的那段时间里，王亚蓉常常遇见1位长者，这位长者与王亚蓉邻席而坐，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杨纤如教授。由于总在图书馆里看见这位年轻人，杨教授有1天主动问起王亚蓉，为啥总来图书馆查资料。王亚蓉照实以告，杨教授很高兴，便向她推荐他的1位老朋友，说这位老朋友可以向王亚蓉提供相干的形象设计资料。
就这样，1次偶然的交谈，让王亚蓉结识了沈从文，成为他的学生和助手，也从此改变了她人生努力的方向。
当时，沈从文正在编写《中国古代衣饰研究》1书(时名《古代衣饰图录》)，需要人手帮他绘图。
“我从为沈先生做插图开始，走上了中国古代衣饰文化研究和文物修复的道路。”王亚蓉说。《中国古代衣饰研究》历经磨难，终究面世，印制得非常精美。这部专著，考证了自殷商至清朝34千年间各个朝代的衣饰文化，是1部旷世之作。
“当时我们还制做了200本奢华版，封面由锦缎做成。当年，在编写此书的进程中，周恩来总理给予了沈先生极大帮助。后来，总理不幸去世，沈先生1度伤心之极。”王亚蓉说，为了记念周总理，沈从文将奢华版的第1本赠送给了邓颖超女士。“外交部后来也买走了几10本奢华版，作为国礼赠送外宾。第1个被送对象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第2个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第3个是胡耀邦访问日本时，赠送给日本天皇。”
王亚蓉说，沈先生著作此书，不但梳理了中国古代衣饰史，还指明了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包括的信息量非常大，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从中随意抽出1个词条，都可以做1篇极有价值的论文，或展开相干研究。”
在沈从文身旁工作，王亚蓉对这位学者先辈勤奋研究的态度、睿智豁达的胸怀、底蕴深厚的学识、超乎常人的毅力深有感触。
“沈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凭仗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坚苦卓绝的努力，在文坛闯出了自己的天地。”王亚蓉说，“先生不但是著名作家，也是历史文物研究者，他是中国衣饰文化研究领域的奠基人。”
沈从文1988年病逝时，王亚蓉和王?先生守在他的床前，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1程。
“当1个人专注于自己所钟爱的事业时，多么大的困难都可以藐视。静下心来，不耐烦任何事，认真踏实、目标明确、努力勤奋地做好研究工作，才会有所作为，也才能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人生才会更成心义！”王亚蓉说，“这是我从沈先生身上所看到的，并努力将之践行于我1生的工作中，我常常要求我的学生也这样做。”
王亚蓉每说及此，都充满了对沈从文先生的惓惓敬意和深深怀念。已年逾古稀的王亚蓉，在业界同行和她的学生看来，不单单是通才硕学、逊志时敏的大师，也是1个国士无双、昂霄耸壑的匠人。
她是“大国工匠”、民族衣饰文化的传人
王亚蓉，这位76岁的矍铄老人，1旦投入到工作当中，就精血诚聚、心无旁骛，完全不像1个古稀老者。但其实，她的心脏血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放进了6个支架；她还做过膀胱癌手术；她的10指关节也已全部变形，大拇指更不能曲折，每到阴雨连绵之日，10指关节都疼痛难忍。但是这些，并未影响她的初心。
沈从文离世9年后，与王亚蓉1起协助沈从文完成《中国古代衣饰研究》的王?先生也忽然去世，曾的“中国古代衣饰研究”3人小组只剩下了王亚蓉1人。
“当年，沈先生的谢世对我和王?先生的打击都很大！”1997年，王?先生过世，让王亚蓉痛苦地感到“两重天的塌陷”。
“当时，我受的打击是相当大的，曾1度委靡不振，找不到方向。但后来，我苏醒地认识到这个学科必须有人继续走下去。我不能让沈先生首创的事业断在我手里，不能让两位先生在地下难安，所以我坚持着，1直走到今天。”
2003年，王亚蓉在首都博物馆建起纺织品工作室，开始系统地培养年轻团队。
王亚蓉说，她曾是中国古代衣饰研究团队里最年轻的1员，“而现在，我是最年长的，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年轻人铺路，将沈从文先生和王?先生1生奉献的纺织考古这门绝学和中国衣饰文化研究延续、发展下去。”
目前，王亚蓉的最大欲望，就是建立1个国家层面的全面反应中国历代衣饰文化的博物馆。她说，这个欲望，最初是沈从文先生提出来的，“他常常提到‘中国人要穿中国衣’，和建立‘中国历代衣饰博物馆’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由于种种缘由，直到沈先生临走时，建立博物馆的欲望也没有实现。”王亚蓉有些伤感地说，“现在，博物馆的事情还没有头绪，我的心里很着急，也很难过。”
在王亚蓉看来，有几千年丝绸文明和文化的中国，衣饰文化已断层。中国衣饰目前“全盘西化”，这让她深感痛心。
“中国古代衣饰文化是人人敬佩和羡慕的，沈从文先生说过，中国已没有衣饰制度了，满大街都是穿西服洋装的人，虽然有时候应景式地来点儿民族特点，但那不是我们平常的穿衣文化。我们平常的穿着，早被洋装替换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衣饰文化是断代得最完全的。1个人穿衣服是自己的事，但当面对世界的时候，就关乎国家体面了。”王亚蓉说起这些，有些激动。
王亚蓉曾在多种场合呼吁，在传承和保护民族衣饰的进程中，国家应当给予衣饰文化强有力的支持和平台。“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服装领域的工业生产价值，1味地寻求利润和经济效益，而更应当关注中国衣饰的文化价值与传承。”王亚蓉强调说，“我们中国人穿的衣服，就应当包含中国元素。”
王亚蓉认为，1个时期应当有1个时期的穿衣文化和特点。作为“衣冠大国”的中国，在出席1些国际会议时，总是穿着国际衣饰的杂牌，“这类民族衣饰文化缺失的现象，国家应当引发重视。对中国衣饰文化的研究，也显得格外紧急。”
“应当大力发展中华民族的衣饰文化，年轻人应首当其冲。而我们最急待要做的，就是把几10年的研究感悟和复织的作品，成范围地展现给我们的下1代，以振兴、传承并发展先人遗留的光辉的衣饰文化。”
“从东周墓中的朱染双色织锦、马王堆汉墓的素纱襌衣，到唐朝法门寺地宫里的4经绞罗，乃至宋锦明缎，中国衣饰文化自古残暴绮丽，仅凭我1己之力，修复不完，也研究不透。”王亚蓉说，“但是，我要把路给后代铺好，古代丝织品的光辉，还期望年轻子弟去光复，中国悠久灿烂的衣饰文化需要代代相承。”
2016年，王亚蓉取得年度“中华文化人物”提名。 1月11日，由中华文化增进会、凤凰卫视联合主办，深圳华侨城文化团体承办的“2016中华文化人物”颁授仪式将在深圳举行。 届时，这些候选人将荣登“2016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颁奖舞台，分享他们的心得感受，共同接受世界的喝彩。颁授仪式将由凤凰卫视和凤凰网向全球华人观众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