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的莎士比亚环球剧院是1座专为欣赏、研究莎士比亚及其同时期优秀剧作家作品的剧院，是在17世纪剧院旧址附近重建的，并恢复了原剧院的风格原貌。剧院为露天设计，观众可以站在舞台前观赏。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外观 饶 翔摄

　　上海昆剧团《紫钗记》剧照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在东半球的中国和西半球的英国，各有1位伟大的诗人兼戏剧家，在诗歌与戏剧领域营构不同的艺术景象，震动着中西方的艺术殿堂。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两个艺术巨擘虽非同年而生，却是同年而逝。这是偶合，也是1种艺术奇观。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文艺观点和艺术创作各自秉持着中西文艺乃至中西文化在深层次上的原型结构，是在同1个时期各择地势开出的异常的花朵。他们都以其芳香艳丽震慑住了中西两地的读者和观众，但是各自的色采和造型却大大不同。他们各具使人惊异的风采，正是这类不同的风采给他们的作品带来了永久的魅力。

　　只有多元文化才能推动人类的发展进步。

　　晚明的汤显祖身历嘉靖、隆庆和万历3朝，虽身怀救世大梦，终究却不能不从炙手可热的官场流落为剧院伶人，因救世之梦破碎转而为文学中的情场儿女圆梦。由盛而衰的际遇使汤显祖阅尽人世的炎凉，他遂以诗以剧的情势描绘出勾魂摄魄的人鬼通情的艺术世界。

　　伊丽莎白王朝的莎士比亚，则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困顿，不能不远徙谋生，寄人篱下，靠伶场献技而终究鹊起文坛。英王詹姆斯1世即位时，莎士比亚已求名求利。由衰而盛的际遇也使莎士比亚阅尽人世的炎凉。他的诗和剧逼真地映现出惊世骇俗的现实世界。

　　东西方的这两位文学伟人1阴1阳，既构成对比，又构成互补，相映成趣，互照生辉。

　　镜里现实的逼真与飞动心灵的情真

　　两位作者都善于于诗歌与戏剧写作，但是各自的写作理念却大不相同。汤显祖寻求的是情真、情至，莎士比亚寻求的是理真、事真。换句话说，汤显祖重在言情，莎士比亚重在写真；汤显祖重主观，莎士比亚重客观。这类区分不单单表面上见诸他们的作品，更是在深层次上见诸他们奉为圭臬的写作理念。

　　先看看莎士比亚的写作理念——反应现实的镜子理论。莎士比亚曾借哈姆莱特之口说：“特别要注意的是：你们绝不可超出自然的常规；由于凡是过度的表演都阔别了戏剧演出的本意。从古到今，演戏的目的始终犹如举镜映照浮生百态，显示善德的本相，映现丑陋的原形，为社会，为历史，留影存真。”虽然这不是莎士比亚正面论述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代表了莎士比亚自己的基本创作理念——艺术创作应当像镜子1样尽可能逼真地反应现实社会的1切现象，包括善恶美丑现象。换句话说，艺术作品描述的现象要与现实人生现象到达高度的形似，就如明镜照物1样巨细无遗、客观逼真。

　　汤显祖的写作理念却和莎士比亚的大不1样，乃至相反。首先，汤显祖主张艺术创作要充分发挥艺术家心灵的飞动来完成。他在《序丘毛伯传》中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明显，心灵飞动说无疑会强化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有可能打破现实世界的藩篱，从理性世界突破到非理性世界，比如鬼神世界。其次，汤显祖主张作家应当把艺术创作的重心放在转达最关紧要的真情、纯情上。他在《焚香记总评》中评论李清照的词，说：“其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逐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肠裂。”这里的“真色”指真情。汤显祖所谓的真情是超出生死理性的。他的“临川4梦”，特别是其中的《牡丹亭》，就实践了这1理念。在《牡丹亭题记》中他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1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认为最高层次的情（情之至）是可以死而复生的——情之至可以扭乾转坤，改变造化的秩序和命运的安排。另外，汤显祖认为，形似要求只是低级的创作理念，最好的作家所写不在因而否与现实表象形似，而应当是靠飞动的心灵抒写出1种符合“自然灵气”的真情。他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忽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汤显祖：《合奇序》）换句话说，如果莎士比亚强调艺术应摹拟现实人生的形似特点的话，汤显祖则强调艺术应抒写世界人生的神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