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居是否属于精神病理学现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一种现象在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年轻男性中似乎日益常见：不上学，不工作，大部分时间宅在家里，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这一现象被称为Shakaiteki hikikomori(社交退缩，蛰居)。

上述表现是否属于精神病理学现象?一项发表于2月《世界精神病学》(影响因子 26.561)的文章中，来自日本及美国的研究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以下为主要内容：

日本蛰居族

蛰居在日本绝不少见。2010年发表的一项社区调查显示，大约1.2%的日本人存在蛰居现象。2016年日本内阁的一项报告称，15-39岁的日本人中，有多达541，000人处于蛰居状态。

早期流行病学研究的一个局限性在于未采用严格的诊断标准。2010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针对蛰居发布了指导意见，其中对蛰居的定义如下：

“一名未罹患精神病性障碍的个体退缩在自己的家中，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其间不参与社会性的活动，如上学和/或工作。”

2015年，为了在诊断的基础上同时评估蛰居的严重程度，本文作者基于个体的躯体隔离水平、社交回避程度、功能损害/痛苦及持续时长，提出了更为精确的蛰居诊断标准(详见文末参考文献1)。

传统意义上讲，日本的社会文化背景被“娇宠”(amae，一种可被接受的过度依赖的行为模式)及羞耻感所浸润，这些特点也潜藏在了文化相关综合征“Taijin Kyofusho”(一种严重的社交恐怖症)及蛰居之下。长期以来，日本的亲子关系与西方社会显著不同，前者的突出特征在于父亲角色的缺失，以及子女与母亲极端长久及紧密的纽带关系，进而可能导致一些日本子女难以真正独立。对于蛰居个体而言，其生活早期基本的人际技能似乎不足，致使其日后在学校及工作单位对应激更为易感，最终逃离社交情境中。

另一方面，近年来，类似于蛰居的个案在其他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也有报告，包括香港、阿曼及西班牙;基于结构化访谈的研究显示，这一现象同时存在于印度、韩国及美国。因此，蛰居已跨越了文化的限制，在国际范围内日益常见。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目前的人际交流方式已从最初的面对面直接沟通逐渐发展为无需身体接触的间接沟通，虚拟世界可以承担相当一部分沟通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使用针对DSM-IV轴 I 障碍的结构化临床晤谈，我们已经发现，蛰居个体可能同时罹患一系列精神障碍，包括回避性人格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及抑郁症。此外，孤独症谱系障碍及精神分裂症前驱期与蛰居也存在症状上的重叠。因此，目前认为蛰居与多种精神障碍相关，两者可能存在共同的精神病理学机制，即便在目前看来，“闭门不出”跟传统的精神障碍并不在一个层面上。

目前，日本已有超过50个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蛰居社区支持中心，这些机构可以为蛰居者的家人提供电话咨询，以及为蛰居者创造“见面场所”与工作安置支持。此外，还有很多私人机构为蛰居者提供治疗。然而，这些公共及私人机构并无统一的循证学治疗手段。日本政府的指导意见中，蛰居的干预分为以下四步：

1. 为蛰居者的家人提供支持;首次与蛰居者接触并开展评估。

2. 为蛰居者提供个体化的支持。

3. 组织临时性的蛰居者团体，在团体中对蛰居者进行训练。

4. 让蛰居者尝试参与社交活动。

最近，我们在一所大学医院成立了蛰居临床研究室，并与公共/私人蛰居支持中心开展合作，旨在研发基于循证学证据的治疗手段。第一步，我们计划设立一个针对蛰居者父母的教育项目，因为他们往往是最初前来咨询的人。由于偏见及缺乏相关知识，很多时候家人无法直接对蛰居做出反应，本身也没有能力开展干预，最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一现象持续多年。因此我们相信，针对蛰居者父母的教育对于蛰居的早期干预至关重要。

随着互联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呈现蛰居的生活方式;届时，蛰居究竟是否被视为一种疾病，目前尚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蛰居在很多国家已呈现潜在的流行趋势，ICD-11及未来的DSM版本应纳入这一现象的诊断标准。此外，研究者应致力于研发基于循证学的评估工具，如结构化诊断晤谈、筛查工具及在线系统，供国际及人群层面的流行病学调查之用;此类工具也将有助于评估蛰居的高危因素及干预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