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科学家已经向世人展现，他们可以修改基因，创造出不长角的牛或是不容易氧化变色的蘑菇。那么这种科学技术是否应用在人类身上呢？以消除遗传疾病或增强人的能力？本文写了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以下简称NAS）就该问题发布了一份长达261页的研究报告，并给予了答案。

本文来源于Vox，翻译是何无鱼，首发于造就公众号，亿欧整理，供给行业人士阅读。

生物技术在过去几年进步神速，科学家现在能够以越来越高的精度对动植物基因进行。使用CRISPR/Cas9这样的新技术，科学家已经向世人展现，他们可以修改基因，创造出不长角的牛或是不容易氧化变色的蘑菇。

但真正的大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在人类身上使用基因工具，以消除遗传疾病或增强人的能力？我们能否创造出“设计婴儿”（designer babies），这已经不存在无法克服的技术障碍。相反，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那样做。

（传送门|“转基因人”时代为期不远，人人成神还是自我毁灭？）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问题。

上周，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以下简称NAS）就该问题发布了一份长达261页的研究报告，题为《人类基因：科学、伦理和治理》。这是迄今最全面的相关研究报告之一，其中考察了新型基因技术的潜在应用前景，以及为什么科学家应该谨慎行事。

这份报告给出的建议非常非常令人意外，它认为在条件高度受限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允许科学家从事人类活胚胎的研究——这个结论无疑会引发争议。特别是，该报告认为，在有很大可能可以防止婴儿罹患严重遗传疾病而且不存在“合理替代方案”时，人类精子、卵子和胚胎的临床试验应该得到允许。

与此同时，撰写这份报告的专家组表示，美国目前应该绝对禁止为增强能力（比如让人变得更加强壮或更加聪明）而胚胎，直至社会对相关伦理难题（比如加剧贫富差距的风险）的讨论变得更加成熟。这份报告对在其中产生影响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且让我们探查一番。

我们可能想要人类基因的四大原因

这份报告首先对当今可用的所有强大生物技术工具进行了评估，其中包括ZFNs、TALEN和CRISPR/Cas9。虽然技术细节各有不同，但这些技术“能够以高频率和相当高的精度被用来精确地改变基因。”下面的图表展示了CRISPR/Cas9的工作机制。

科学家之所以想要对人类遗传物质进行，这里面有四大原因——按照从争议最小到争议最大的顺序分别是：

1）实验室中针对人类细胞的基础研究。这一个很简单，科学家使用TALEN或CRISPR这样的技术，培养皿中人类细胞的遗传密码，以搞清楚我们的分子过程如何运作，或者更好地了解基因的作用。科学家可能会对“体细胞”（比如皮肤和肝细胞之类的非生殖细胞）或“生殖细胞”（卵子或精子）进行，但这些实验永远不会产生活胚胎，或是改造活人。

这是必要的基础研究，跟科学家数十年来所做的并无太大不同。NAS的报告认为，现有的指导原则应该已经足以管理这些行为。

这里没有太大的争议。

2）临床试验中对活人体细胞进行基因。然而，科学家也对使用基因技术治疗人类疾病越来越感兴趣。去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没必要为彼此的疏忽 Institutes of Health，以下简称NIH）批准了首个使用CRISPR治疗癌症的临床试验。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将提取18位癌症患者的免疫细胞，通过基因使它们能够更高效地攻击癌细胞，然后再把它们重新注入患者体内，并观察效果（该试验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究CRISPR技术的安全性）。

随着基因技术不断改进，这种“基因疗法”将会变得越来越普遍。NAS的报告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其中都是基因技术未来的潜在应用。以下是摘录内容：

报告认为，这其中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重大伦理问题，因为这只涉及修改体细胞（即非生殖细胞），而改变后的特征并不能传给后代。然而，报告也提醒说，基因技术仍不完美，它们有时候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会导致经过的细胞发生随机突变或者是出现其他“脱靶”效应。更重要的是，在哪些失败是可以被接受的问题上，尚未制定出明确的安全标准。

因此，这份报告表示，NIH的监管者需要逐个审议科学家进行基因治疗临床试验的提案。总的来说，最安全的做法是把细胞提取到患者体外进行（这被称为“离体”治疗），因为这样科学家可以更容易地检查脱靶效应。与之相比，在人体内部直接细胞（这被称为“体内”治疗）仍然涉及到很多技术难题。

3）对精子、卵子和胚胎进行基因，以消除遗传疾病。到了这里，就开始涉及存在重大争议的东西。成年人的免疫细胞是一回事（如果有地方出了差错，其影响不会传递给下一代），精子、卵子或胚胎（它们属于“生殖细胞系”）以及制造可以代际传递的遗传变化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到了这个程度上，我们谈论的不再是人类个体，而是人类整体。

目前，由于所涉及的潜在社会担忧和伦理问题，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和NIH都禁止开展人类胚胎的研究。但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和英国，也在明里暗里进行着相关研究试验，由此引发的关注无疑也越来越多。在我们人类的基因组里，单是某一个基因发生变异就足以引发成千上万种遗传病，比如亨廷顿舞蹈症（Huntington’s）。对很多家庭来说，基因可能是防止孩子罹患特定先天疾病的唯一方法。

因此，专家组试图在这里取得一个平衡。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允许科学家开展精子、卵子或胚胎的临床试验，但只能在高度受限的情况下进行。做这件事只能是为了防止“严重疾病”，而需要的基因跟疾病之间需要存在令人信服的联系，且只有在没有“合理替代方案”的时候才能实行。此外，专家组还敦促进行严格监督，以及“持续评估健康和社会方面的效益和风险”。

专家组承认，这一建议很可能会引起争议。有些人会觉得，对可发育的精子、卵子或胚胎进行是违反伦理的。另一些人会注意到，“合理替代方案”和“严重疾病”都是含糊不清的概念。尽管如此，一些科学家会认为，这些指导原则太过严格，导致无法开展有用的研究。

此外，即便美国监管机构开了绿灯，我们也不清楚胚胎会变得有多普遍。正如专家组指出的，“要开发这种技术实现安全和可预测的人体应用，仍然存在重大技术挑战。”其结果是，专家组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不大可能看到太多以预防疾病为目的的生殖细胞系基因。

4）为“增强能力”而人类基因。当然，如果有朝一日科学家得以活胚胎来消除疾病，可以想见，他们也能通过这种技术来增强人的能力，创造出更强壮、更聪明的婴儿，或者定制蓝眼睛的婴儿。

NAS的报告指出，这种可能性引出了各种棘手的问题。通过基因来增强能力是否会加剧不平等现象？这种能力增强是否会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变成强制性的措施，就像如今的疫苗接种？父母应不应该拥有通过基因改造增强自己孩子的权利？为安抚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不安，针对基因的监管法规应该走到哪一步？还有没有我们尚未想到的风险？（几乎肯定有。）

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基本就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甚至还没有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政策制定者也没有真正理解这些技术应该受到怎样的监管。因此，专家组建议，“除了治疗或防止疾病和残疾之外，目前这个时候不应该进行出于其他目的的基因。”

不过，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报告指出，预防疾病和增强能力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通过基因让罹患肌肉萎缩症的患者增强力量，这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是改善天生力量弱于常人者的肌肉组织，那算不算违规？我们要在哪里划下界线？通过基因来改善胆固醇水平，那又怎么样？就此而论，该报告指出，科学家和决策者将不得不好好考虑一下什么是“正常”以及什么是“增强”。

这份报告不会终结关于人类基因的争议

可以说，对于人类基因什么没问题和什么有问题，这份报告并没有给出所有的答案——你要是期待得到所有答案，那就图样图森破了。这是一场复杂的辩论，它将持续数十年的时间。

相反，NAS的专家组试图制定出一些原则，为将来的讨论提供指导。制定基因的任何新监管法规都需要做到透明和开放，保证充分的公众参与。例如：“持续评估和公众参与应该先于任何生殖细胞系的临床试验。”以及：“把公众参与纳入到关于‘增强’的人类基因政策制定过程。”

对于什么适宜及什么不适宜，甚至连资深专家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早在2015年，一组科学家在《自然》杂志发表公开信，呼吁停止所有针对胚胎的基因研究。公开信的作者认为，这样做的潜在好处仍然太过模糊，而其中的风险则太过巨大：

我们认为，使用现有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有可能对未来世代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结果可能非常危险，且在伦理上不可接受。这样的研究有可能被用于非治疗目的的基因改造。

批评者还担心，人们对于胚胎改造的反弹最终可能扼杀那些有前景的基因疗法研究。

我们担心，公众对这种非道德研究的强烈反对可能阻碍一个有前景的疗法领域的发展，即做出不会遗传给下一代的基因改变。

上周，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上述公开信第一作者爱德华·兰菲尔（Edward Lanphier）对NAS报告建议在某些情况下谨慎允许胚胎表示失望。他说：“报告在缺乏自己所呼吁的那种公众辩论的情况下就将语调改为支持。”

说到底，这份新报告不会对关于人类基因的辩论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但NAS在引导美国政府政策方面向来很有影响力，而该报告在辩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允许设计婴儿——即使是在受限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