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汉语学术界正逐步构成“东亚儒学”这1新的研究领域，有些国家和地区乃至将东亚儒学作为1门“学科”来建构。但是，何谓“东亚儒学”或“东亚儒学合法性”问题是不是存在？这是东亚儒学研究须正面回应的问题。

　　何谓“东亚”？

　　历史上看，“东亚”1词出现在19世纪末的日本，例如中日甲午战争前1年，樽井藤吉在《大东合邦论》1文中就明确使用“东亚”1词，1898年乃至还出现了“东亚同文会”的组织。东亚观念还传至中国，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东亚同文书院”便成立于1901年，而1904年发刊的《东方杂志》在其创刊主旨的说明中更是宣称“以启导国民，联系东亚为主旨”。明显，这里的“东亚”含有特殊的意味，是1种东西对抗思惟框架下的对抗式话语。

　　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东亚儒学”中的“东亚”不是经纬度10分清晰的那个自然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即东亚地域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的人文地理。

　　何谓“儒学”？

　　对大多数从事中国儒学研究的学者来讲，儒学几近是1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但是当我们进入东亚儒学研究领域以后，便会发现或意想到要弄清楚甚么是“儒学”，实际上是1个有待省察的问题。例如日本儒学或韩国儒学何以与中国儒学既有家族类似性，同时又有诸多乃至是根本不同的差异性，在韩国儒学史上围绕4端7情、道心人心和人性物性等问题而产生的义理之辩，就具有与中国儒学不同的思想原创性；而在日本儒学史上，基于1种特殊的“水土”论，强调日本本身的历史风土的特殊性，发展出1种以情为本的“情本主义”儒学形态，也与中国儒学强调的“性其情”、“复其性”的思想传统大异其趣。

　　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儒学或韩国儒学的这类特殊性，最多表明与中国传统儒学的主流方向产生歧义，属于1种边沿性的儒学形态。其实不然，日本或韩国的儒学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1种理论发展，是“本土化”的儒学新形态。

　　有人会说，“本土化”意味着他者化、多重化，而这只是儒学表述情势的多样性，其实不意味着儒学义理本身特别是儒学核心价值观可以是多重的或多元的。但事实上，犹如任何科学真谛都是人文现象——即在人以后的产物，儒学价值也是被表述出来的人文现象而已。被表述出来的核心价值是具体的，而其情势则可以是多元的。从文化发展的观点看，价值观不是抽象绝对的，而是具体普遍的，它必定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内涵。当儒学传入日本或韩国等东亚地区，便会向这些地域文化“开放”，经过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的交换碰撞、吸收融会，儒学的表现情势也必定产生“本土化”的转向。

　　何谓“东亚儒学”？

　　东亚儒学的研究不但对中国儒学本身的历史传承、思想创新的再认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深入了解儒学思想的本身逻辑发展及其在“他文化”领域中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也有积极意义。若儒学研究缺少1种“互为他者”的眼光，就不能了解中国儒学在东亚地域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对话中被挑战的可能性。因此，从跨文化的研究视阈看，儒学研究可以跳出“国别史”、“地方史”的框架，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儒学传统、展现儒学的未来发展，故东亚儒学研究也就显得非常必要。

　　必须指出的是，东亚儒学与中国哲学在研究性质上有所不同，就结论而言，东亚儒学作为1种历史文化现象，主要是指“东亚的儒学”，亦即儒学不但是中国的，而且是东亚的，乃至是世界的。

　　现今在重提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对儒祖传统文化采取画地为牢、闭关自守的自我欣赏态度已然不可取，但如果将中西、古今对峙起来，以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而对本身的传统文化采取视而不见乃至鄙夷唾弃的态度更是荒唐可笑。我们应当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胸怀，来重新评估儒祖传统文化的价值，而东亚儒学研究的目的之1也正在于此。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