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观象台

　　　　北京故宫博物院日晷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其原则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有良心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回顾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儒、释、道3种文化资源的融会与演进是主潮。其中，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与本土的儒、道2家不断交换对话，为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但是，这1进程是曲折而复杂的，其中不乏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

　　早在1200年前，唐朝大儒韩愈曾勇立时期潮头，高标道统、“呵诋释迦”，猛烈批评佛教1时之流弊；与此同时，韩愈还重视鉴戒佛教理论，积极推动儒家的理论创新，可谓“有良心来、吸收外来”的典范。

　　批评佞佛，有良心来

　　公元818年，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为了取悦唐宪宗李纯，特地奏陈“法门寺有佛指骨，相传310年1开，开则岁丰人安”。宪宗听了这话，兴奋不已，立即派遣特使迎取佛骨。第2年初，佛骨被迎入皇宫，宪宗亲身燃香跪拜，旋即命人将佛骨传遍京城寺院，巡回供养。1时间，长安城中掀起了瞻礼佛骨的狂潮，从王公贵胄到平民百姓，竞相奔走恩赐，有的捐献了全部财产，有的在头顶上点燃了艾香，燃顶供佛，更有甚者点燃了自己的臂膀，用躯体供养佛骨。当此之际，韩愈——这位满怀着强烈文化责任感的士大夫，愤然写下《论佛骨表》，痛陈佞佛之谬，乃至将矛头直指宪宗皇帝。

　　韩愈指出，不管宪宗是不是出于本心，“御楼以观，舁入大内”这1背离人君伦常的佞佛行动，已对社会风俗造成了卑劣影响，刺激百姓竞相毁身事佛。据《法华经》等佛教典籍的说法，烧身供养具有没有上功德。自南北朝以来，曾屡次出现僧人集木焚身供养的现象；及至唐宪宗佞佛之际，焚身供养已不限于僧人群体，而是遍及平民百姓，发展为1种丑陋的文化风俗。这1陋习，与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基本准则相抵牾，冲击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因而，韩愈站在文化本位立场上，对佛教展开了“祛魅”：

　　（佛）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设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1见，礼宾1设，赐衣1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

　　在这段论述中，韩愈假定了佛陀在世、入朝面君的场景，以“不过宣政1见”数语，消解了佛的神圣性，将其与中国的关系，化归为文化主体间的同等交往。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先是构建了“陛下容而接之”的形象，又将现世君主尊为“大圣人”，着意凸显“君”的伦理维度，其目的在于重树所谓“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1传统价值观，改正宪宗跪拜佞佛、百姓毁身事佛之弊，通过文化批评坚定文化自信。

　　高标道统，吸收外来

　　韩愈生活的时期，大唐盛世早已随着安史兵燹而灰飞烟灭，藩镇权势盘根错节，唐王朝统治气力日趋衰弱。在思想文化领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已僵化为章句之学，难以直接有效地作用于世道人心，辅弼政统。值此之际，时期呼唤着理论的创新；但是，真实的创新决不止于《论佛骨表》式的激昂批评，而需要在“有良心来”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通过比较、鉴戒与省察，激活并发展经典话语体系，从而引领历史潮流。韩愈著名的《原道》就在这样的时期背景下应运而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传》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在3教并行的时期，儒、释、道都会围绕“道德”诸概念展开1系列论述，常常指涉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不同程度上致使了价值观的混乱。鉴于此，韩愈明确为“仁义道德”下了定义，强调“道德”这个谁都要讲1讲的“虚位”，必须被赋予“仁义”这1核心价值观念，才能真正为天下人所奉行。但是，那时的佛教徒常常抛弃儒家提倡的仁义，抛弃仁义所维系的君臣父子之伦，去寻求寂灭。对此，韩愈拈出《礼记·大学》“正心诚意”数语，向众人宣布：“佛教讲寂灭、强调治心，儒家又未尝不重视治心？更何况儒家治心，是为了承当起天下国家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在韩愈之前的数百年间，《大学》虽属儒家经典，却未得到多少重视；自韩愈以后，《大学》的价值才逐步被发现，终究被尊为“4书”之1。在佛教治心的理论魅惑之下重新发现《大学》，韩愈的这1做法可谓透过外来思想文化激活本土经典话语，实现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的经典案例。

　　不但如此，韩愈还鉴戒佛教禅宗的理论，明确标举儒家之道的统系，这更是发前人所未发。他指出，儒道从尧、舜、禹、汤传到周文王、武王和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又传给了孟子，孟子去世至今已1000年了，道统始终没人能接续。在韩愈罗列的这些人物中，商汤与周文王相隔数百年，周公与孔子相隔数百年，孔孟2人也相隔百年。不难看出，韩愈所建构的道统，有取于禅宗的“教外外传”“以心传心”：不1定经过当面指授，只要能赓续、发扬儒道的精义，就应被列入儒道的统系当中。韩愈如此高标道统，非仅思古之情，要在直面现实——在孟子逝去千年以后，在核心价值观缺失的唐朝，理应有人站出来承续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担当起天下国家的责任。也正因此，学者常常把韩愈建构道统这1做法称为“入室操戈”，即韩愈到佛教阵地里，拿起佛教的理论武器来武装自己，发展自己，从而对中华文化起到了“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重要作用。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韩愈之于中华文化史的意义，关键就在他坚持“有良心来，吸收外来”的立场，做到了破中有立、立而能破，既勇于进行思想文化的批评与省察，又积极推动思想文化的融会与创新，这正是今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点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文学博士）